CCTV新闻1+1:如何防止低龄留学热背后的“流血”事件    
     随着中国低龄留学生的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缺乏独立生活经验、缺少自我管理能力的中小学生大批到海外学习和生活,这同时带来了许多的安全问题,近期出现的一系列留学生刑事案件更是牵动了广大留学生家长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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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造雨人”的光荣与梦想
(2005-08-22 15:12)

 

2005-08-22 13:27:47 来源: 网易时尚 
    


专题撰稿/丁伟图/姚松鑫贾树森赵塑一


  雨过天晴,光风月霁。天坛公园祈年殿,参加2005年《财富》北京全球论坛的中外嘉宾、政经名流济济一堂,中国领导人高规格而且很幽默地致辞,“由于财富论坛给北京带来了财富—雨水,而北京最缺的就是水,所以,你们都是呼风唤雨的人物。”时间真是奇妙。60年前,如果《财富》探讨“中国:未来五十年”或“中国和新的亚洲世纪”的主题,仍然合乎时宜。亨利·卢斯,这个传教士的儿子,一个劲儿地鼓吹“美国世纪”,创办“《时代》的工作是树敌、《生活》的任务是交友”、《财富》则寻找企业家榜样。但在中国出生并长大的卢斯一生都关心中国,他的政治倾向甚至类似于在1949年以前扮演了国民党的驻美大使的角色。1941年、1945年,卢斯曾经重返中国,和《时代》驻中国记者白修德在重庆上下乱窜,空袭一来就钻进防空洞。60年后,参加2005年财富论坛的跨国公司总裁们是中国最尊贵的客人,遇到下雨,开幕式还从天坛挪到了人民大会堂,以往携“坚船利炮”、“巧取豪夺”的“交易人”(Dealmaker),如今也变成了持千万美元、备受欢迎的“造雨人”(Rainmaker)。亨利·卢斯身后的传媒集团在中国发起了欢场和派对,一如美国《新闻周刊》以章子怡为封面的“中国世纪”,《纽约时报》前所未有地使用了中文标题《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德国《经济周刊》盛赞“新长征路上的中国人”,最有意味的,莫过于《时代》周刊关于“中国新革命”的报道,封面上是一幅波普艺术画像:毛泽东穿着“路易·威登”品牌标识的中山装,光芒四射。《时代》亚洲版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5位“造雨急先锋”:新桥投资董事总经理单伟健、美迈斯律师事务所亚太区主管赵宏绚、摩根斯坦利中国CEO竺稼、软银亚洲基础基金中国区总裁黄晶生、上海联创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冯涛。这些投资家、投资银行家以及律师精英,将数以亿计的美元和新的商业理念引领到中国,一同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Rainmaker一般是指呼风唤雨的巫师,或神通广大的人物,“China's Rainmakers(中国造雨人)”特指这群具有海归背景、深谙国外商业和金融经验、同时洞悉中国市场的商务人士,在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以及中国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牵线搭桥,撮合交易,发挥着桥梁或中间人的作用。在新一轮势不可挡的“中国热”中,连比尔·盖茨都宣称,中国创造出一种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崭新的资本主义形式”。《时代》称,“对于这批先锋部队来说,在中国交易的艺术不仅止于获利,更是建立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工程。”

  二《mangazine·名牌》联系了其中的单伟健、赵宏绚、竺稼、冯涛,以及IDG全球高级副总裁兼亚洲区总裁熊晓鸽、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王辉耀等人。由于中国正处在银行上市、企业海外并购的关键阶段,一些人为了达成重要生意忙得不亦乐乎,难得有时间坐下来谈论他们作为“造雨人”的角色感,更不要说人性化了。新桥投资的单伟健对本刊记者一篇关于Private Equity(私人股权投资公司)的文章回复道,“中国的媒体有一个很大的误会,即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认为PE公司不过是倒买倒卖而已,或是国内用滥的‘资本运作’的称谓。这是源于无知。”当然,单先生很“无畏”—历时两年,新桥投资以1.6亿美元控股深圳发展银行17.89%股权,成为首例外资入主中国商业银行。尽管在收购过程中私人股权投资提倡的“创造性摧毁”一度引起争议,最终如《亚洲华尔街日报》所说,单“创造了历史”。而从当年戈壁滩的一个赤脚医生,到如今成为新一代的交易掮客,单伟健希望能用外资及其管理模式来治疗中国“超现实”般的经济病症。可以对比的是,另一家PE公司瑞波伍德(Ripplewood,海尔集团正与它竞购美泰克),接管日本新生银行并重组上市。《金融时报》记者吉莲·泰特《拯救日本》一书称,“这场引入华尔街冒险家及哲学的大胆实验,带给日本银行界的震动不亚于150年前美国炮舰的到来结束了这个国家的闭关自守政策。”对于亟欲“攀登长城”的华尔街投资银行而言,他们不再重蹈210多年前马戛尔尼勋爵的覆辙—1793年,英国使团向乾隆寻求贸易开放,但被拒绝了,敕谕称西方技术不过是儿戏,中国一无所求。作为穿梭于现代商业世界的外交家,高盛、美林、摩根斯坦利的投资银行家们不断踏上来中国的“朝圣”之路,频频示好,希望参与创造中国经济“可能性的艺术图景”。不过,6月份最让竺稼兴奋的不是即将到来的建行上市,或摩根斯坦利投资中国的“地产热”,而是原CEO麦晋桁(John Mack)又回来了!经过三个多月争斗,坚持“金融超市”的裴熙亮(Philip Purcell)终于辞职。投行不断发生变化,这也许让曾经攻读诗歌博士学位的竺稼感到不“诗意”,但当初一次归国旅行促成了他从诗人向银行家的转变,中国正经历着飞速变化,“我希望做一些对国家更有用的事情,而不仅仅是读死诗。”为了增加亲切感,跨国公司在中国引用名言“摸着石头过河”。为投资中国造势,摩根斯坦利甚至在《亚洲华尔街日报》刊登一个整版广告,标题是“Yu Shi Ju Jin(与时俱进)”。即使撇开立场之分,“中国造雨人”这个群体也需要找到自己的慰藉或寄托。华盛顿的资本投资商俱乐部是.com时代的一个缩影,科技记者珊侬·亨利写道:“华盛顿以特有的方式塑造了人们的关系……男人不会聚在一起而不带着隐藏的动机。”在北京、上海、香港,中国的精英也是这样。“这个地区的人有一种身份危机感,我们要如何去适应?我们要如何才能获得尊敬?”被称为“中国风险投资第一人”,也是“中国媒体国际版权合作第一人”的熊晓鸽,说他一直有一个梦想:在中国建立一个超越AOL时代华纳的信息帝国。勇气可嘉。“中国造雨人”应该拥有自己的天地,而不仅仅“给他人做嫁衣裳”;自己做新郎,而不仅仅当红娘。

  三并不只是亨利·卢斯与中国有渊源,如果《纽约时报》的业主阿道夫·奥克斯也出生在中国的话,那他也许会成为历史上著名但悲剧性的“留美幼童”之一。“造雨人”、“西学东渐”、“海归”、“海带”,当然要从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算起。130多年以前,在容闳的努力及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之下,公元1872年到1875年间,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学生赴美国留学,他们远涉重洋,进入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著名学府,饱受欧风美雨熏陶,却因留学计划中途夭折而于1881年(光绪七年)被提前“召回”。“留美幼童”归国后,为中国的军事、工程、商业领域、高等教育都做出了开天辟地的贡献,历经晚清到民国初年的跌宕起伏,目睹了近代中国的荣辱兴衰。对比一下《纽约时报》与中国之交错,着实令人吃惊:1872年,“留美幼童”开始那年,未来的《纽约时报》业主阿道夫·奥克斯年仅14岁,在《诺克斯维尔记事》报社做全职工作,开始让报纸成为生活的理想。1881年,《纽约时报》的一个合伙人不支持詹姆斯·布莱恩当总统,遭到了许多共和党的广告商和订户的愤怒报复,利润锐减。该年7月15日,《纽约时报》报道:“有迹象表明,大有前途的中国留美教育项目很快就要终止……”第二天,又发表评论:“原因其实并不隐秘,中国的官员担心,这些没有保持严格传统教育的中国青年将来无法真正为国家效力……政府对于这项事业的意义远没有容闳博士看得那么远。”7月23日社论称:“……中国不可能只从我们这里引进知识、科学和工业资源模式而不引进政治上的改革。否则,她将什么也得不到。”8月21日,牧师为“幼童”举行了告别晚会。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公车上书运动。1896年,38岁的奥克斯用7.5万美元买下了《纽约时报》。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2月12日,溥仪退位,中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统治。该年4月16日,《纽约时报》头版全部报道了泰坦尼克号的沉没。……经过了“我在东西方的奋斗”,王辉耀把当代留学史划分成五代:“留美幼童”—民主文化—科技救国—建设中国—海归创业。《纽约时报》也曾报道,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的自由化,一个新的“人才回流”时代业已开始。一代一代的“中国造雨人”,无论是上个世纪的军事家和工程师,还是现在的银行家与投资者,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给经济重生时代的中国带来资金和商业智能”,成就着伟大或寻常的“光荣与梦想”。就像著名汉学家史景迁在著作《追寻现代中国》中提及的,“现代”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其意义随着人类生活的演进而不断变化。美国记者谢大卫《中国破晓:关于技术和商业革命的故事》一书,写了冯波、田溯宁、王志东等“数字英雄”的故事,袒露了他们的心声:“将西方带进充满诗意、象征意义的中国世界,也要把中国的企业导入直接、明确的西方世界”。

  王辉耀:人生要有新的亮点

  王辉耀,欧美亚国际商务咨询公司董事长,中国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入选首届“中华海归十大创业人物”,是“新华商”概念的首倡者,公认的“海归派”代言人。他是中国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最早出国攻读MBA的留学生之一,也是海归最早一批在跨国公司担任高层管理职位的,还是第一位中国大陆留学生出身的加拿大外交官。他集中做东西方的商务交往,曾为中国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引进第一笔国际资本。
  一个男人要走多远的路才能成为真正的男人?一只白鸽要飞越多少海洋才能在沙滩上停留?鲍勃·迪伦唱道,我的朋友啊,答案就飘在风中。今年6月,北京凯宾斯基饭店,名流云集,气氛高雅,由中国欧美同学会商会主办的第二届夏日慈善舞会引起了关注。张朝阳、陈章良、吴鹰、王中军、李亦非、姜培琳等近500人参加,自由交流,并为贫困儿童募集学费。继去年首次慈善舞会之后,欧美同学会商会又联合哈佛、耶鲁、沃顿商学院、斯坦福、毅伟等海外校友会,发起了几年来最大的一次海归盛会。这一切的发起人都是王辉耀。中国欧美同学会商会已成为国内影响力最大的海归群体之一,而这只是占他三分之一的工作。他的另三分之一是美欧亚的国际商务咨询业务,比如帮助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加拿大的林木业与中国合作,中国项目网等。还有三分之一则是做社会工作及学术研究,身兼数职(中国侨联华商会副会长、全国青联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等,国内外商学院的客座教授),教书立作(每本都是畅销书),他还将去商务部研究院海外投资研究中心,负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研究课题。如此忙碌高端的生活,是当初“文革”时在四川农村插队的王辉耀想不到的,不过他认为眼前做的事都是他国际化人生的一部分。大学时的国际化,就是《国际歌》唱的“英特纳雄耐尔(International)一定要实现”。毕业后进经贸部,他的工作也是跟外界联系比较紧密;乃至后来读MBA、到跨国公司、做国际商务、创业,“整个流程都是跟国际有关的。”因此,他觉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很有意思,“奥运会是中国真正融入世界的一个标志,而One World One Dream是一种综合体,既是对过去三个世界意识形态巨大的跨越,也能被西方接近,同时梦想意味着还有没实现……那时候将是更国际化的年代,海归会更多回来。”在这个产生海归也成就海归的时代,中国不仅需要物理的高楼大厦—已经有很多了,比如王辉耀参与三峡大坝基础建设—同时也需要有人来推动上层建筑,“建立中产主义工程,还有社会工程、人文工程等。”年轻时喜欢文学的王辉耀,曾经写过关于诗人华兹华斯的论文,他在《我在东西方的奋斗》中引用叶芝的诗:“一切都变了,一种惊人的美已经诞生”。西方需要找到一扇通往中国的大门,而中国也需要加强通往世界的有效桥梁,这联系东西方世界的大门和桥梁就是海外华人及归国留学生。他们在中外两个空间飞行,频繁地穿梭于中国和世界各地,他们在两种文化中游走,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寻找着自己的位置。他们是中外双方互相开放的一个先锋窗口,是21世纪的“新游牧族”。“中国的国际人时代已经到来!”“国际市场的大较量、角逐,需要靠大量的国际化精英冲锋陷阵,需要一批谙熟中西方文化的人,来联结东西方的纽带。”但当正视这个群体的时候,就会知道他们的作用还没发挥出来。据统计,中国出去了80万留学生,只回来了20万人,这个不合理的比例,说明了体制弊端及供需问题,也造成了“海待”现象。与日本经济学家大前研一从企业管理到区域经济、国家之间的战略思考不同,王辉耀认为中国应该把人才当作战略问题:中国缺乏国际化的人才与团队,中国企业在整个价值链中大都处于相对低端的地位,我们也需要自己的意见领袖。有着丰富的工作经历,“我对政府机构、企业、跨国公司的运作都比较熟悉,这几个平台如果搭建得好的话,就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增值空间会更大。”声称受林语堂、巴金、胡适、郭沫若及中国革命家的影响,王辉耀比较重视中国的社会工程(他有个先祖是岳麓书院的院长,曾国藩的老师)。自从事东西方商务往来中基础设施的“对接”以来,他涉及面广泛,逐渐转成跨国际文化的沟通,做人才的对接、观念的对接,促进中国的国际化进程,包括“开辟海归中国的一片新天地”。去年国庆,王辉耀去了一趟三峡,看着当年一个个蓝图变成了现实,他非常感慨。十年前,他陪同加拿大总理克雷第安首次访华,说服加拿大支持三峡工程,西方七大工业国对三峡的资金封锁不攻自破……这已经是熟悉的故事了。“1990年代中国基础设施很缺乏、大量建设的时候,我们介入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中国发展起来了,人才也多了。这个阶段过去了,新的国际化人才出现了,如投行或VC帮助中国企业上市,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去等。不同时代有异曲同工之妙,本质上都是帮助中国在国际化路上越走越远。”打造了成功的“个人品牌”的王辉耀,内心也有危机感。“人生要有新的亮点,不能躺在过去的业绩上停滞不前,需要不断焕发青春,寻找新的人生增长点,不断找到新的事来做,要创造新的业绩,新的辉煌。”2002年他提议发起了欧美同学会商会,王辉耀一直为召集、挖掘、培育、张扬海归群体而不停奔走,身影活跃。在这个会员超过千人的人际平台上,包括众多企业家及高层管理者的精英圈子中,海归们交流经验,发现商机,影响社会。欧美同学会商会在国内引入国际化精英聚会的模式,比如月度午餐会、主题讲座、慈善晚会、休闲活动等,“我们倡导一种新国际化的生活方式。”一位研究华兹华斯的学者写道:“在欧洲未来的岁月里,何时再能找到华兹华斯的魔力?”在王辉耀看来,把“欧洲”两字换成“中国”更加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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