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新闻1+1:如何防止低龄留学热背后的“流血”事件    
     随着中国低龄留学生的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缺乏独立生活经验、缺少自我管理能力的中小学生大批到海外学习和生活,这同时带来了许多的安全问题,近期出现的一系列留学生刑事案件更是牵动了广大留学生家长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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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商跨越东西方--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能走的多远 《北京青年报》
(2001-10-03 10:55)

  颠沛人生

  “文革”那个年代长大的人是“喝狼奶”长大的,我能够亲身体会动荡的年代和动荡的经历给人的一种社会的教育。我在农村插队时就订阅《参考消息》。

  问:请您谈谈您的经历。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受教育的?在受教育阶段有哪些过程给您的印象比较深?

  答:我上小学那个年代正好是“文革”。那个年代长大的人是“喝狼奶”长大的。我能够亲身体会动荡的年代和动荡的经历给人的一种社会的教育。虽然小学我没怎么正规上,但是父母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大。特别是我母亲,很重视我们的学习,包括学英语,给我们买这方面的教材、字典,我记得《简明英汉字典》刚出来她就给我们买了。当时我父亲去援外,因此知道要把眼光放远一点,不仅要立足国内而且以后要到国际上发展,所以也鼓励我们学英语。

  再一个学习过程就是到农村插队的时候。那时我每天干完农活,回到宿舍,坚持在煤油灯底下读书。我知道,如果我不读书的话,我的一生就完了。

  问:当时您周围的朋友当中学外语的多吗?

  答:不多。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开始恢复关系,使我觉得学英语会有用武之地。另外,我的眼界比较开阔,在农村插队的时候,每天都要步行5里路去公社取我订阅的《参考消息》和其它各种杂志。当时英语专业比较冷,家里让我学德语,但是我觉得英语是世界上通用的语言,坚持要在高考的时候报考英语,后来证明学英语是选对了。1977年我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考取了广州外语学院英语系。毕业分配时分到经贸部。

  在经贸部工作时,我主要负责项目的管理和谈判。我曾参与一个到叙利亚招标的项目,并就这个项目某些问题按照领导要求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当时的中央领导作的批示,并很快地传达全国各地。

  问:您什么时候出国的?

  答:1984年我去加拿大读MBA,这是加拿大的大学接收的第一个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生攻读MBA。后来我又攻读博士学位,但没有来得及做博士论文我就到一家跨国的工程公司工作,直到成为董事经理。

  问:两年半以后,您就成为加拿大外交官?

  答:加拿大在香港有个领事团,魁北克省自己有一个商务代表处放在领事团里面,当时领事团需要找一个负责商务的人。这是他们唯一的一次对社会公开招聘高级外交职位,一般来讲这种职位他们都愿意在内部的公务员中提升上来,当时很多人给他们寄了简历去,包括大学教授、政府内部的职员、公司的经理等。我觉得香港这个地方比较特别,它需要一个既懂亚洲中国文化,同时又懂北美文化的人,我说应该把魁北克政府的商务处变成公司的促销处,成为他们的营销处,能够帮助公司扎扎实实地干点儿事,而不是一个官僚机构,后来他们就宣布聘任我了。

  在香港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带了无数个魁北克政府的部长到中国来访问,然后又以魁北克政府的名义邀请了很多中国的部长到加拿大去访问,在我们任期的那段时间里魁北克对整个中国的贸易翻了一倍,对香港的贸易翻了两番。

  问:为什么不继续做外交官?这不是很令人羡慕的工作吗?

  答:我觉得一个人应该经过好几种方面的检验,一个是你在政府干过,能够比较出色,在大公司干,你也能干得比较成功,剩下来的就是如果你自己创业能够怎么样?所以当时我回加拿大,在加拿大、香港把加拿大亚加公司注册起来,我们就把业务放在亚洲,放到香港、中国开始。

  问:您现在介绍一下业务情况?

  答:我们成立这个公司主要是考虑到把中加企业界能够联系起来,我们主要擅长的是项目的开发、咨询和项目策划,也包括一些项目代理,主要跟跨国公司打交道,把他们的投资吸引到中国来,也有把中国的资金吸引到国外,三峡工程我们一下子就作了好几个项目,当时涉及到很多融资及跟政府打交道,在这方面我们又发挥了我们的优势,因为我原来在加拿大的大公司里也是搞跟政府打交道,谈方案、包装、合同的谈判,你就得像胶水一样把它凝聚在一起。我觉得这种凝聚力对到中国搞项目起了很大作用,也是东、西方的桥梁。

  两种政府

  国外的政府服务功能比较强,国内的政府管理功能比较强。中国政府的号召力、凝聚力非常强大。

  问:您在两个国家的政府部门都工作过,而且时间差不多,那么从技术上来讲,两个政府机构它的运作方式有什么不一样的?

  答:国外的政府概念是:纳税人养活了我们,我们必须要为纳税人服务。加拿大政府人浮于事的现象比较少,而且每年的更换比较频繁,不断有新鲜血液补充,而不是从科长到处长到局长几十年的思维都是一贯制,这样它就保持了活力。再一个就是管的非常少,比如市政府就管警察,可能还有环卫,省政府管教育、医疗,还管中小企业的补助。

  国内的政府,管理功能比较强。中国政府的号召力、凝聚力很强大。比如搞大型的工程,特别是社会性的工程、公益性的工程,想搞就能搞起来。三峡工程可能只有中国能够修起来。

  九八年抗洪救灾,中国举国上下支持,火车都给让路。加拿大政府就比较难了,比如加拿大政府的一个很大水电站,说了好多年要修却修不了,因为政府自己搞不了。要论证、要找投资,在加拿大火车是私营的,如果发生灾难,火车可能不给你运营,你要用就要付钱……

  问:目前政府和经济的关系在国际上有很多争议,政府干预经济多一点儿,还是自由经济多一点儿,您对这个怎么看?

  答:我觉得政府把法制管好,比如成立公司时市场的工商管理要加强,但是对公司怎么发展,是走股份制还是到国外融资,就不应该管得那么细,中国政府如果弄好了,它的力量非常大,可要是一个行政命令没弄好就很麻烦。

  争取贷款

  国际资金还是很愿意给具有偿还能力和资信比较好的国家,中国的形象现在在亚洲是最好的。中国企业以后要进入世界五百强,你不到国际上发展是不行的。

  问:您在公司的运作中提到了关于争取加拿大政府的赠款给国内,现在想请您详尽地介绍一下国内的企业或者国内的投资项目如何在国际上寻求资金的支持?加拿大有几种可能利用的融资方式?

  答:国外的融资有几种方式:一种是中国公司到国外去上市、发行股票,六大会计事务所在中国很有市场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有很多的中国公司要上市,国际上的证券交易所只认这六大会计事务所认证过的财务报表,这是一种比较长的过程,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企业在海外有分支机构,可以在国外买壳上市。如开始的企业可以到温哥华股票市场,它是比较初中级一点的,要求比较低,上市一两年以后可以跑到多伦多再去上市,再高级可以跑到纽约去上市,上市的途径比较多。

  现在国外对中国的贷款有几种方式,有一种是政府贷款,政府下面有公司提供贷款,这种贷款的年限比较长,优惠也比较多,但是往往要求由中国政府的银行作担保,属于政府之间的行为,运作的过程比较复杂一点,大型的项目都是这么做的,比如我们在三峡工程的项目,从加拿大政府拿到三千万美金的政府贷款。这是西方国家对三峡工程的第一笔贷款。

  国外政府都有一个自己的贷款机构,为它的公司到海外发展提供设备、服务和贷款。加拿大叫出口发展局,美国是进出口银行,日本也有个进出口银行,法国、意大利、德国都有相应的机构,这种贷款,中国公司也都是可以去争取的,包括前一段时间国际金融公司为中国的东方集团就争取到三千万美金的贷款。

  世界银行还有一个叫国际金融公司,专门对发展中国家公司提供贷款,有的还包括软贷款,软贷款的利息非常低,有的几乎是无息的,这种贷款以前用在国计民生的项目,但是有的行业比如环保等社会效益比较好的行业应用的也比较多,加拿大还提供一部分软贷款,用于中国的环保水利等工程项目以及边远地区的通讯。

  还有一笔就是赠款,加拿大每年给中国的赠款是四五千万。每年都有预算,中国现在是接受加拿大赠款最多的国家。它一般应用于发展中国家,联合国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发达国家应该把国民生产总值的0.7%用于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实际上很多国家都达不到,但是加拿大算是做得比较好的,加拿大每年有一个援助世界各地的方案,中国公司要申请赠款,要找经贸部,加拿大要找加拿大国际开发署,然后政府之间每年碰头一次,双方提出一个
清单。

  问:这种贷款我们中国公司也可以申请吗?

  答:对,是的。比如你有一个很好的项目,可以通过你的经贸系统申请这个项目,同时找到加拿大一个公司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如果你感兴趣的东西加拿大没有相应公司也不行。当然也不排除救援性的,那种是一笔钱给你,你爱怎么用就怎么用。但一般的发展性的基础设施方面的一般都希望有个加拿大公司一块儿来执行这种项目。比如我们搞过中国南方的电力规划,我们协助加拿大公司帮他们做一些争取,是一千多万的赠款,还有一个叫做中国南方能源战略规划,一千多万,还有一个项目是中国民航培训项目,也是一千多万。

  问:您刚才提到政府贷款、软贷款、赠款,还有其它的贷款吗?

  答:还有的一种就是国际上的开发机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还有各种各样的基金会,比如科威特基金会,OEC日本海外协力基金会,都是对发展中国家项目提供贷款的机构。这些机构都需要有一个好的项目去申请,包括跟政府部门论证这个项目,还有一种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叫做技术援助支持,他们有一笔前来帮助你做一些可行性研究的费用,加拿大政府和每个国家的政府贷款机构也都有一笔,叫做信托基金,就是为了帮助公司去看市场可行不可行,这就是加拿大政府的四种贷款:政府贷款、软贷款、赠款、待开发性的支持公司用的贷款。

  另外还有一些金融机构,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日本协力基金会、美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这些钱适合中国到国外去承包工程的企业,就是中国公司要到国外去承包,也可以投非洲开发银行的项目,或者投美洲开发银行的项目。

  问:您看国内的企业、机构哪些项目适合于做贷款,而他们目前还没有意识去做的?

  答:我觉得国内这方面的比较多,像基础设施项目,特别是环保方面是一个非常热的行业,像研究江、湖泊,污水处理,烧低质煤改烧高质煤这类的项目都会受到贷款,特别是中国发生了水灾以后,水利方面的有关的项目都可以到国际上争取贷款。国际资金还是很愿意给具有偿还能力和资信比较好的国家,中国的形象现在在亚洲是最好的。

  问:刚才谈了很多中国吸引投资的话题,您觉得我们的企业在国外有没有什么一些投资机会?

  答:中国有一些比较成熟的技术,比如中国的海尔、长虹、联想这些企业都应该出国发展,起码占领非洲市场、东南亚市场。中国企业以后要进入世界五百强,你不到国际上发展是不行的,包括投资。

  国外一些投资机会比较集中在信息产业。我觉得国外搞信息处理的行业很耗人工,可以把国外的一些信息处理的活儿揽过来,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是很低的,处理完了以后反馈回去,比如很多航空公司他们的数据处理都放在发展中国家,如订票。

  新华商形象

  八九十年代学生出身的这批华人,他们都受过很好的教育,运用他们的经历作沟通东西方的桥梁,他不再是从前的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华人形象,而是拎个笔记本电脑在世界各地到处跑,以一个精明强干的新型华人商人形象出现。

  问: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们公派留学开始,一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留学生文学开始出现,刚开始讲个人奋斗这方面的文学比较多,后来慢慢的就探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探讨思维方式的东西多了一些。那么现在您也写了《我在东西方的奋斗》这本书,主要目的是什么?您想表达哪类的情感?

  答:我出去这么多年,我一直想记录一些东西,另外我今年已经四十岁了,我也觉得到了四十岁应该给自己作一个小结。以前的留学生文学也不少,有一部分一说起留学国外就是洋插队,很辛酸,我要说的是留学生也有一批人能够得到大公司的承认,甚至能够得到政府的承认,比如像我这个例子,能够进入主流社会这个概念很重要,一谈到留学生回来很多都是科学家,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看到一本在国外大公司、政府怎么做的书,我谈的主要是在公司和国外政府奋斗的过程。我想在这方面能够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问:您希望您的读者通过读您的这本书能够得到什么?

  答:如今刚好是改革开放二十年,在1978年初的时候我还在农村,到1998年能够从农村,从内地走向沿海,从沿海走向国际,到现在改革开放二十年后又走到国内来,我们进入二十一世纪,进入全球化时代,更需要具有国际意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所以人是环境的产物,人如果把自己放在国际大环境中,那么起点、思维可能都会不同。

  问:您回顾走过的路,虽然是顺理成章走下来的,但是有没有一个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答:我觉得可能培养一个人的性格比较重要。比如我从小颠沛流离,什么都经历过,培养出一种任何情况下都不轻易放弃的性格,好多人有同样的条件,但是如果没有持之以恒,不断努力的性格就比较困难,它不像你想掌握一种知识或者学会电脑等那么容易。

  问:您说书中说您是新华商,您能谈谈华商在当前这个世界有什么特点、未来有什么发展等问题?

  答:以前我们讲海外的华人最早的是经营中小企业,搞餐馆、洗衣店、小作坊制衣厂等,新一代的华商我指的是八九十年代学生出身的这批华人,他们都受过很好的教育,运用他们的经历作沟通东西方的桥梁,他不再是从前老的华人形象,而是拎个笔记本电脑在世界各地到处跑,以一个精明强干的新型形象出现而不是白手起家之类的。

  问:很多留学生有这么一个提法,说是在国外生活得非常苦闷?精神上也没有成就感,您有没有这种感觉?

  答:在国外很多人精神苦闷,这都是有的。实际上他是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之间,这是种劣势,但是如果能把它转换成优势,能够把两种文化融为一体,并在里面有所作为的话,就可以变坏事为好事,所以我也想在书中说的是这个事,如果在国外过得比较空虚,不舒服,中国也是个大有用武之地的大舞台。这也有例子,像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五六十年代出去的留学生,后来又都回来了,留学生回来对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问:有许多留学人员回国的报道中,都提到留学人员在国外的发展空间很大,而回国后则做出了某种牺牲,包括生活上的和创业环境上的,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答:在国外有车有房,但很多时候觉得才能很多不能施展出来,我认为他们其实过得很单调,回到国内来毕竟是本土,有富裕的文化,本身在这方面又有很多的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现在是一日千里,现在中国的写字楼比纽约都多,比加拿大更多了。中国的外企也能挣很多钱,而且税收比国外还低,所以回国并不一定条件非常艰苦或者说就得放弃国外的很多那种优越条件,同时国内的创业环境也比较好,没有说回来不允许你这样,不允许你那样,回来你发展好了您也可以买车买房,而且来去自由,回来不一定要做很大的牺牲。

  所以把“回国就要做奉献”作为宣传导向不是一个全面的导向,有可能是误导。一说回来要吃苦,那么很多人就不敢回来了。实际上回来能够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能够给人带来一个空间和一种机会,能够给中国的发展添砖加瓦,同时,也能把国外学到的东西运用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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