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精英课

 

序言二

自哈佛公共管理学院 1936年成立以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一直致力于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同时使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生能够随时应对现实世界发生的最为紧急的公共问题。肯尼迪政府学院在建立公共领导者的培养体系方面是一个开创者，这套严谨的培养体系可以使学生获得和在医学院、商学院和法学院一样的职业型教育，这种职业型教育可以使学生直接进入公共领导领域的工作岗位。所以肯尼迪政府学院在它建立的头三十年重点关注职业中期培训项目，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1966年，为了纪念遇刺不幸身亡的肯尼迪总统，哈佛大学成立了政治学院，同时公共行政学院改名为肯尼迪政府学院。1969年，肯尼迪学的公共政策硕士项目正式建立。
如今，肯尼迪政府学院已经成长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之一，它拥有15个研究中心和机构，30多个高级管理人员培训项目和学位课程项目。2010年，共计2860名学员参加了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高级管理人员培训项目，其中49%的学员来在海外140个不同的国家。肯尼迪政府学院有46000名校友，分布在全球的200个国家和地区，充分体现了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国际化。为了应对全球化对公共管理的影响，肯尼迪政府学院在开发面向未来的培训项目时，大大拓宽了公共领导能力的内涵，同时进一步开发了培训项目。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在培训现在和未来的公共领域的领导者的过程中，采用了问题解决导向的综合教学策略。例如，课堂教学、项目实习、案例研究和工作实践。我们相信这种独特的教学方式正是肯尼迪政府学院和其它公共管理学院的区别所在。
另外，从肯尼迪政府学院建立的初始阶段，学院就打破了国界的局限，致力于为世界各国培训新一代的公共事业领导者。现在，肯尼迪政府学院有接近42%的学员来在海外，是哈佛大学里留学生比例最大的学院。1958年梅森学者项目（Mason Fellows Program）成立，它是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国际旗舰项目。每年会有来自发展中国家、新兴工业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的65-75名具有代表性的学员来到肯尼迪政府学院参进行职业中期公共管理硕士课程项目(MC/MPA)的学习，同时他们要参加为期一年的课程辅助项目，这个辅助项目可以使梅森学者项目的学员们接触到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发展领域杰出的学者和从业者的思想和策略。有许多知名人士是梅森学者项目的学员，其中包括1984年毕业的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肯尼迪政府学院和中国有相当长的合作史，这些合作交流在最近的十年间有着非常快速的发展，许多中国的政府官员、学者和专业人士来到肯尼迪政府学院参加各种项目，他们从这些项目的学习中获得许多知识和经验。中国的许多同事参与了我们的学位课程项目和高级管理人员培训项目，还包括爱什研究中心的新世界学者项目（New World Fellows programs）和Rajawali学者项目（Rajawali Fellows programs）。在过去的十年间，大约有1000名中国学员来到肯尼迪政府学院参加这些项目。这些哈佛大学的中国学员组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校友网，通过这个校友网学员们可以交流经验并且互相提供专业上的支持。当然中国学员同样给肯尼迪政府学院带来了巨大的精神财富。肯尼迪政府学院接下来将会增加来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的中国学员的数量。
为了招收更多中国学员来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2008年7月，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亚洲项目并入爱什研究中心。亚洲项目是一个整合了哈佛大学全校范围内涉及亚洲地区的研究项目。扩大后的爱什研究中心充分利用了科研队伍、高层经理培训和学生支持三方的优势。2010年1月1号亚洲项目改名后正式成为Rajawali基金会亚洲研究所的一个项目。它将世界范围内针对亚洲地区的重大事件的学术研究和实践研究整合起来，用于提高亚洲地区的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教学和培训水平。
Rajawali基金会亚洲研究所的最重要的一个项目是中国公共政策项目。中国公共政策项目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和中国的项目培训中国政府官员，这些项目包括中国案例项目、发展项目中的中国领导人、中国领导危机处理培训班、新世纪学者项目、Rajawali项目和上海高级管理层培训班。有关上述培训项目详情，请见本书最后访谈章节。
1976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当时我还是一名学生，此后我每年都会来中国。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重要性不断上升，肯尼迪政府学院和中国的关系也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中国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育领域也是如此。最近几年来，中国开始重视公共管理领域的教育，中国的许多高校建立了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当前正处在快速的转型期，我相信中国在公共管理培训和国际交流方面有更大的需求。肯尼迪政府学院利用自己的优势与中国政府建立的良好的合作。
我与王辉耀先生和张晓萌女士相识有一段时间了，王辉耀在2010-2011年期间是肯尼迪学院爱什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曾出版不少中英文著作，张晓萌也是爱什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我非常高兴他们共同编写了这本介绍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书，值得祝贺。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中国的读者更好地了解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历史、发展、教学和学生的校园生活。这本书可以通过其独特的方式增进中美两国的关系，同时它将会将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理念和经验带给中国的同行，并激励更多的人加入到公共服务事业中，从而使我们的世界更美好，更适宜居住。
美国和中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是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中美两国的关系的增强需要两国政府和民间不断的交流、对话以及合作。肯尼迪政府学院将会继续支持、巩固和增进两国间的相互理解。

托尼•塞奇（Anthony Saich）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大宇国际关系教授
中国公共政策项目主管
Rajawali基金会亚洲研究所主任
爱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主任
2012年10月

序言三

很高兴看到王辉耀和张晓萌所著的《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精英课》一书的出版。公共管理教育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密不可分，是社会发展必然要求，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公共管理以实现公共利益和社会效益为目标，配置公共资源，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提供和优化公共服务，组织和协调公共关系，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支撑。当今时代，中国处于转变发展方式的新阶段，社会涌现出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这对公共管理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和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使得相关公共管理和政策议题广受社会各界关注，中国国情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为全球的公共管理研究提供了丰富、多元的实践案例，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时刻关注中国改革开放中公共领域出现的重大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出现一方面有一定的普遍性和规律性，另一方面也有其中国特色。因此，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深入研究既需要从公共管理一般规律出发，将一些看似独立出现的问题加以深入分析，挖掘其内在的普遍性和规律性，从而提出制度性的解决方案；同时，也需要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特背景出发，研究中国公共领域问题的特殊性，并在此基础上，实事求是，勇于创新，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答案。公共管理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它对多元化的需求。在推动公共管理教育的进程中，我们应当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与交流，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更好地发掘自身的定位、理解他人的观点，传递我们的价值理念。这是公共管理学科的价值和使命所在，它应当承担起这份时代赋予的责任，为中国与世界的更深入交流提供智力支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在国际合作与交往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我们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希拉丘斯大学马克思威尔学院、法国巴黎政治科学大学、德国赫梯公共治理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等世界知名院校合作，推动公共管理人才的交流与培养。同时，与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亚洲基金会等重要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保持紧密合作，建设公共管理课程与培训体系，推动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国内介绍哈佛大学的书不少，但很少见到有介绍肯尼迪学院的著作。王辉耀和张晓萌根据他们在哈佛亲身实地研究的经历，非常难得的写出了《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精英课》一书。该书独辟蹊径，从培养公共政策精英的角度入手，既有历史回顾，也有深入分析，不但为我们了解肯尼迪学院以及美国公共管理教育呈现了丰富的史料，也为我们思考提高中国公共管理教育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启迪。如今公共管理教育在中国正日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发展公共管理学科，加强公共政策研究，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培养公共管理人才，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是时代赋予中国公共管理学术机构的重要使命。《哈佛精英之路》为我们完成这一使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愿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壮大为时代和国家作出更加重大的贡献。

薛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兼院长
2012年10月

序言四

1991年我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硕士毕业。当时，每个毕业生需要用两句话说明自己的愿景。“5年后，我……”“10年后，我……”
我的回答是：“5年后，我在中国工作”，“从现在起10年，可能我会再回哈佛学习”。同学们一一写下自己的愿景，它们都清晰而隽永地留在了肯尼迪政府学院91届的学生纪念册上。1991年已经44岁的我，并没有想10年后再回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但是，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再去肯尼迪政府学院学公共管理，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去比较和总结，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体验。我敬佩哈佛教授的渊博知识，喜欢案例教学和热烈的课堂讨论。在学院大厅进行的演讲和辩论，在校内草坪上举行的小组讨论，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2002年秋季，我的愿望实现了。我再次走进了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室，不过这次是作为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的一名组织者和工作人员，和52名中国的政府官员一起来到哈佛大学，开始了又一次的学习。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经过认真筹备。从2001年我和赛奇（Antony Saich）教授讨论最初的设想，到2002年1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三方签订合作备忘录，再到培训班在清华大学开班，期间经过了一年半的时间。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了培训计划，并将它纳入中国干部海外培训计划。自2002年起，这个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合作举办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每年举办一期。每期培训班培训学员50至60名，均为来自地方和中央部门的中高级干部。培训包括清华大学学习和哈佛大学学习两个阶段。课程主讲教授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等知名院校，内容涉及公共管理、危机管理、公共卫生与医疗改革、能源政策、金融与经济发展等全球性热点议题。该培训每年还会调整授课领域，以应对我国的实践领域面临的重大问题。哈佛大学非学位培训课程几乎与其学位培训一样出名，即便如此，这个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在哈佛众多的培训班中都因其规格之高、规模之众、持续时间之长、培训效果之优而具有独特地位。至2012年，这一培训班已举办了10期，培训了500多名中高级干部。作为培训班的组织者之一，我本人也时常得以温故、知新，这实在是人生的一件幸事。参加培训的中国政府官员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且善于学习。第一期的学员康宁培训后将笔记整理，出版了描述教授授课情景和内容的《走进哈佛课堂》。其后又有4位学员出书，将自己的学习心得与读者分享。学员们勤于学，更善于用。第四期学员仇和，担任昆明市委书记期间面临着滇池治理这个难题，受肯尼迪学院学到的问题导向（Problem-Based）理念的启发，经请教国内环保专家，他提出了坚持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污染整治与预防措施并重的综合治理新思路，并取得初步成效。第八期学员李微微以学到的决策的“三圈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深入处于武陵山区的湖南省古丈县调研，并选定该县梳头溪村为省委统战部扶贫试点，推动政府、社会和百姓共同参与扶贫开发，使梳头溪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带动了全县扶贫开发，创造了武陵山区扶贫开发的“梳头溪模式”。学员中，像这样学以致用的事例不胜枚举。与20年前我在哈佛大学学习公共管理时相比，当前公共领域的问题呈现出更为多元化的特点，对公共部门提出了更多挑战。与此同时，无论各国的社会制度如何，都需要处理许多具有共性的公共管理问题，如社会保障、公共财政、领导力、制度创新、危机管理、节能减排和防止气候变化等。这些公共管理的共性问题的存在，需要政府管理者持有更加开放的执政理念、科学的决策方法和创新性的解决问题思路。同时，在全球发展格局深刻调整的今天，公共管理人才还应当具备更纵深的国际化视野，紧密地将知识与经济和社会实践相联系。哈佛肯尼迪学院的培训课程站在了公共管理的学术前沿，满足了中国学员的迫切需要，受到各方一致好评。迄今，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已走过逾10年历程，中国官员在世界顶尖的公共管理学院——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习经历，不仅提高了中国公共管理决策者的现代公共管理的意识、技能和视野，使中国的官员学会从更多元的视角分析并解决问题，也让美国的学者了解到中国公共决策的复杂性、多样性、创新性，以及中国官员在管理决策和执行过程中所体现的深层思考和技巧。这种交往是一种双向的、相互启迪的过程，有利于中美在公共管理领域的相互理解，并为长期的交流与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中美两国有各自的国家利益和立场，美方教授关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对华政策的观点，也有不少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但是通过相对客观的课堂介绍，至少可以使我们了解这些政策形成的来龙去脉，了解美国政府的战略考虑，因此也是十分必要的。与突飞猛进的经济增长相比，我国政府的公共管理水平和制度创新能力还相对滞后。拥有一批具备专业公共管理知识和经验、拥有国际化视野和理念的官员，将是我国干部培养战略的一项重要而长远的任务。王辉耀和张晓萌所著的这本《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精英课》一书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历史沿革和人才培养模式，分析比较了公共政策精英培养的国际经验，并针对中国的国情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相信一定会给国内有志于公共管理研究和实践的同行提供新的启迪。

卢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
2012年10月



序言五

   2010年年末，伴随波士顿漫天飞雪，我来到迷人的查尔斯河畔，开始担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高级研究员。从那时至今，我与肯尼迪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肯尼迪政府学院，我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公共政策精英们共同感受着这个知名公共管理研究教育机构的独特魅力和强大感染力。
    如果说哈佛大学是世界知识精英屹立不倒的精神殿堂，那么肯尼迪政府学院则是国际公共管理精英人才的聚集地和培养基地。无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前世界银行长佐力克，达沃斯论坛创始人施瓦布，还是前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新加坡总统李显龙、香港前特首曾荫权等都从这里接受了系统的公共管理培养，更不用说肯尼迪政府学院拥有一批国际知名的教授，因而肯尼迪政府学院不愧于世界公共管理人才摇篮之称。
   在肯尼迪学院，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先进且独特的国际化公共管理精英培养模式。以实现公共利益和社会效益为目标的公共管理，是当今全球性的热点话题，面对艰巨复杂的公共治理难题，肯尼迪政府学院具有全球视野和一流研究，更不断培养和塑造着国际治理的尖端人才。而处在急剧变化中的中国社会正在不断涌现出许多前所未有的公共管理难题，这对中国的公共管理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中国现在已经有了一批公共管理学院。每年有为数众多的中国学生、访问学者来到肯尼迪学院，其中包括许多中国的政府官员和政策制定者。1996年至今已有1000余名中国学生学者和政府官员在这里进行过学习研究或接受培训。在与这些从肯尼迪学院走出的中国同仁的交往中，我深刻感受到，通过对中国公共管理精英影响，肯尼迪政府学院不断为中国公共管理植入新理念、带来新经验，并激励着更多的中国精英加入到公共服务的事业中。肯尼迪政府学院对中国公共管理和社会发展有着不可小觑的深远影响。
    在肯尼迪学院，我与不同肤色的众多国际化公共管理研究者进行了深入交流，亲自体验了设置精致、极具实用价值的各种门类课程，感受了丰富、多元的实践案例研讨，参与了话题广泛、见地深刻的各类研讨会议。正是在这里，我更深入地思考和研究着中国人才问题。一方面，肯尼迪学院凭借什么成为大批公共政策精英的摇篮？另一方面，又有什么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范式可兹中国相关领域学习和借鉴？头脑中不断萦绕着类似的问题，试图找到答案。
   在查阅相关资料后，我发现虽然肯尼迪学院与中国保持着长期密切的交往，但真正向中文世界系统全面地介绍肯尼迪学院及其人才培养模式的书籍，包括肯尼迪政府学院知名教授谈肯尼迪教学模式的中文书几乎没有。而处在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迅猛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国情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公共管理需要研究先进的相关人才培养理念。我本人既然长期致力研究中国的国际化人才问题研究，又有感于肯尼迪学院的人才培养路径，于是萌发了写作一本专著的愿望，真切希望借此向中文世界介绍肯尼迪学院及其人才培养模式。当我向周围的肯尼迪学院校友和学者讲述写此书的想法，得到了他们很多人的鼓励和帮助，这也更坚定了我继续成书的信心。
   2011年秋季的一天，哈佛大学查尔斯河畔两旁校园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正值哈佛大学诞辰375年，肯尼迪政府学院诞生75周年，就在这天，我在哈佛大学前校长、现任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劳伦斯萨默斯的办公室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我向他问道，什么是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优势？他向我提及肯尼迪学院的优势就是“选择了一批优秀的人才集中在一起，并发挥他们的集中效应”；“如果当我们已经有了一批精英，就可以招募到更多的精英，精英吸引精英，人才是关键，把精英集中在一起自然会做得更好”。我想这也是肯尼迪学院受世人瞩目的原因——聚集和培养精英。
   本书作为一本全面介绍肯尼迪学院的书籍，回溯了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历史沿革，分析了人才培养模式，比较了公共政策精英培养的国际经验，并针对中国的公共管理人才培养和使用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同时本书的特点是第一次集中采访了肯尼迪学院的现任院长，前院长以及同时采访了一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资深教授和中国项目相关人士。希望本书会给国内同行和有志于前往肯尼迪学院学习和研究的读者提供启示，也希望能够对提升中国的公共管理教育提供一些参考。
   我在哈佛肯尼迪学院印象很深的还有2011年在哈佛听到中国驻美大使张业隧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发表演讲时引用了哈佛知名校友、美国著名散文家、思想家和诗人爱默生的一句名言：“不要沿着前人留的路走，去自己开路并留下足迹。”其实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创新精神何尝不是如此，通过广纳天下人才，吸引天下英才来到公共管理知识的殿堂，不断引领着世界公共管理的前沿。我想中国的公共管理教育也需要在学习和吸收全世界全人类优秀实践和理论的基础上开辟一条新的路径出来。

王辉耀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第一章：哈佛大学与“政治精英的摇篮”

第一节      影响力：先有哈佛，后有美国

时光的车轮拉动着美国不断前进，坚强的美利坚犹如国徽上的白头海雕在内战的废墟中整理好残破的羽翼，挥动着有力的翅膀，在搏击历史与时光的风浪。温暖的阳光照耀着的古老的美洲大陆，有一个徜徉在美洲历史上的巨人----它便是哈佛大学。

17世纪初，首批英国移民远赴重洋来到了如今的新英格兰地区，曾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清教徒希望在波士顿成立一所如同剑桥大学一样世界知名的高等院校，以便让子女接受类似的教育。于是，1636年10月28日，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议会通过决议，决定建立剑桥学院。1638年9月，牧师兼伊曼纽尔学院院长的J．哈佛先生临终前将毕生一半的积蓄720英镑和400余册图书捐赠给哈佛学院。这是学院成立以来接收到的最大一笔捐款，为了表彰哈佛先生对于学院初期的巨大贡献，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议会通过决议，将剑桥学院更名为哈佛学院。1780年，也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建国后的第四年，哈佛学院更名为哈佛大学，并沿用至今。[1]

因此，人们常常这样评价哈佛大学在美国的地位——先有哈佛，后有美国。作为全美第一所大学，哈佛比美国的建立早了140年，这并非仅仅是时间层面的差异，而是哈佛孕育了这个国家的精神。当社会思潮随着时光更迭而变迁、峥嵘抑或垂暮、沉睡的时候，哈佛象征着人们对意志、精神、抱负和理想的追求，不断为美国注入活力和创新精神，成为始终屹立不倒的精神殿堂。

最初的哈佛大学只有9名学生。如今，哈佛大学已经发展为具有世界影响力、专业一流的综合类高等院校，哈佛大学拥有十个研究生院、四十多个系科、一百多个专业的大型院校[2]。正式注册有20000名学位候选人，以研究生为主，也包括本科生。另外还有13000名非学位学生在其扩展学院学习一门或更多的课程。在哈佛大学工作的教职员工超过14000人，包括约2100名的教授和讲师。还有10000多教员在所属的各个教学医院工作。[3]多年来，哈佛大学除了培养大量的美国学生外，还接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来自世界各国的大批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根据2011年《美国新闻周刊》的美国大学综合排名，哈佛大学无可争议地夺得头筹。

大量的毕业生捐赠资金是哈佛大学资金来源的主要方面，捐赠分散到11000多个独立的基金之中，均由哈佛大学基金管理公司(Harvard Management Company)负担监管和运营。该公司负责将资金投入到市场当中，通过投资的方式使得资产增值。截至2010年12月，哈佛大学的捐赠资金已经高达370亿美元[4]，远超出排名第二的耶鲁大学两倍之多。如今的哈佛，有着庞大的规模与雄厚的资金，哈佛的资产已达200亿美元，2010年收入37亿美元。[5]哈佛拥有独立的管理公司来安排管理哈佛的财政与捐赠，使之不会受外界政治，财政，甚至经济危机等因素制约它的教育质量与人才培养。

纵观哈佛的发展历程，其成就令人惊叹不已。哈佛大学为美国乃至世界培养了许多重要的政治精英，先后培养了8位美国总统[6]，其中包括约翰·亚当斯、约翰·昆西·亚当斯、卢瑟福·海耶斯、美国自由之梦的化身西奥多·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约翰·肯尼迪、乔治·W·布什和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同时，哈佛大学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哈佛大学有18位校友成为世界其它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其中包括知名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墨西哥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等。[7]同时，哈佛也培养了许多重量级的学者和政治家，其中包括连任两届美国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美国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等人。截止到目前，哈佛已有46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8]和46位普利策奖获得者[9]，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哈佛大学同样是培养管理界精英的重镇，据美国《幸福》杂志的调查显示，美国500家最大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中，竟然高达20%是从哈佛商学院毕业的学生。几十年来，他们所经营和管理的企业，成为全美乃至全世界生命显著、资产雄厚、独霸一方的超级企业。因此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为社会经济和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受到世人的尊重和肯定。这些杰出的校友，如曾经连续13年蝉联世界首富的比尔·盖茨，城堡投资集团创建者、对冲基金大亨肯尼斯·格里芬，石油大亨老洛克菲勒，美国氨腈公司总裁小乔治·J·塞拉，美国广播公司总裁丹尼尔·B·伯克，康宁公司总裁詹姆斯·R·霍顿，CTE公司总裁查尔斯·R·李，库明斯发动机公司总裁亨利·B·沙赫特，克雷研究公司总裁约翰·A·罗尔瓦根（John.A. Rollwagen），吉列公司总裁阿尔弗莱德·M·戴恩（Alfred M. Zeien），摩根·史坦利集团董事长理查德·B·费舍，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总裁小路易斯·V·葛斯特纳，图西罗尔产业公司总裁梅尔文·J·戈登，联合太平洋公司总裁小德鲁·L·刘易斯，以及最近几年被中国人所熟识的哈佛大学年青一代领军人物Facebook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体育界的纽约尼克斯队23岁的华裔控球后卫林书豪，以及主演黑天鹅而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的娜塔莉.波特曼等。

此外，哈佛大学还拥有许多影响重大的科学成果，如一百多年前外科麻醉手术；上世纪四十年代发现的核磁共振，现已广泛用于化学和医学研究及治疗中；五十年代首创了器官移植的新方法，并成功地进行了第一例人体肾脏移植；六十年代提出有机合成化学的理论和技巧，并首次人工合成了维生素B12；九十年代发明新的太阳能转化电能材料和2000年一种十分有效的抗癌药的合成等。曾在哈佛大学深造的学生还有美国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拥有五百多项专利的发明家波尼·莱特等。

这些人的成功不仅因为他们在来到哈佛前就是一流生源中的一员，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在哈佛所受到的教育和熏陶。哈佛大学为美国孕育了各行各业的精英人才，点燃了超级大国的炽热火焰，熔铸了美利坚民族的辉煌传奇。哈佛370多年的校史是一代代高质量的人才闪烁着她的光辉，以其带给社会的贡献诠释着哈佛傲然于世的意义。因为这所学府，才使人类潜在的智慧与人格闪现，让人类的文明迈进了一大步。

哈佛大学一直也保持和中国精英有着频繁的交流和往来，目前全校有来自中国学生学者近千人。最近数十年，哈佛大学与中国的政治高层交往日益密切。1997年11月，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哈佛大学，并在哈佛大学桑徳斯礼堂发表了著名的《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友好合作》的演讲，他在这里强调“为了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国需要进一步了解美国，美国也需要进一步了解中国”。2009年10月，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朝在哈佛肯尼迪学院发表题为《应对危机—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的演讲，受到哈佛大学师生们的热烈欢迎和讨论。2011年4月，中央政治局委员、前国务委员刘延东也访问了哈佛大学，并参观了肯尼迪学院，笔者当时就在现场参加了由近百名哈佛院系主任、教授代表及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参加的欢迎招待会。正如刘延东在致辞中说，作为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和世界著名高等学府，哈佛大学与中国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近年来与中国多所高校建立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关系；在联合培养高端人才、学术交流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相信哈佛大学将继续为促进中美教育、科技和文化交流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节      魅力：莘莘学子梦

哈佛几乎是全世界每个学子所向往的学府，会有许多人问：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为进入哈佛愿意挑灯夜读，不远万里来这里求学？不仅仅因为这里是求知者的天堂、人才精英的摇篮，他们希望能在精英环境中把自己磨炼得更为优异；也不仅仅因为哈佛有着一流的师资，他们希望能在这里与顶尖人物对话从而提升自己；更是因为这里是一片坚守信念和实现理想的净土，因为这里有着极具魅力的“哈佛精神”，他们希望在这里能够探索真理，修习做人的道理。

哈佛大学是世界上莘莘学子向往的精神殿堂，因此申请入学的竞争非常激烈，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2011年哈佛大学录取率为常春藤八所大学最低，只有6.17%，录取人数2158名。同比，2010年录取学生2205名，2009年2175名，2008年2175名。由于申请人数逐年增多，因此入校的竞争较以往更为激烈。[10]

哈佛，作为一个誉满全球的一流学府，拥有如此苛刻的入学条件。不少人会琢磨，到底全世界一流的学府要求怎样的成绩呢？首先，在美国，学生学业水平的指标有两个：一是高中四年的学业平均成绩；二是要通过美国“教育测试服务部”（ETS）主持的“学能检测”（SAT）。在1996年的招生录取时，哈佛拒绝了165名考了满分的学生。这说明，哈佛对生源的要求不是单一看学习成绩的，成绩固然重要，但是哈佛需要的高素质的人才，这就要求哈佛的生源具备知识、创造、个性、意志、能力与素质。这般绝对苛刻的入学条件就绝对保证了哈佛大学一流的生源，同时成就了哈佛的独特魅力。

总会有许多人赞美哈佛，因为不管社会怎样更迭，她终坚守者自己的使命，不断为社会培养高端的人才，服务社会。从1636年的9名学生，到现在359届毕业典礼上的7000名毕业生。哈佛走过了300多年，在政治、社会、法律和学术等各类领域中培养出无数精英人才。渐渐地，哈佛成为了美国强盛的主宰力量。如今，她仍然迈着坚实的步伐，一路辉煌，一路高歌。在这里，没有了肤色、语言、民族的界限。所有人都成为了知识的信徒，真理的使者。

有人说哈佛有着全美最低的录取率，因此他们本应就是优秀的人才。然而，来到哈佛的人却并不这样想。身在一个精英的团体中，每一个人都具有非凡的精英意识，优秀的哈佛学子绝不会认为自己进入了哈佛的大门就到达了美好人生的彼岸。或许在曾经所处的环境中最优秀的学生，来到了哈佛却不一定出类拔萃。此外，哈佛还拥有淘汰机制，尽管来到这里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可是每年仍会有大约20%的学生被校方要求退学或者休学。因此哈佛在不知不觉中，造就了他们的竞争意识，这样的竞争力是残酷的，但也磨炼出了一批能在社会这个更大竞技场中独领风骚的精英人才。正如哈佛图书馆自习室上的训言：“只有比别人更早、更勤奋地努力，才能尝到成功的滋味。”在这里，人人都在奋进，没有人会时刻把昨日的成功挂在嘴边。

拥有竞争意识仅仅是一方面，更需要的是合作精神。上帝创造了人之后就注定人是合作者，不懂得合作的人就无法使自己在行业和岗位中实现个人的闪光。在哈佛的许多课程作业和报告是需要学生合作来完成的，大家相互讨论、分工进行，有人查阅资料，有人修改材料，有人负责定稿，讨论时互相挑战对方观点，在辩论中达成一致、得出优化方案。优秀的人才不是遇到问题只顾自己闪光而把他人的光辉消耗殆尽的人，而是懂得随机应变、懂得求助别人寻求合作的人。问题的解决变得高效了，更会使合作者显得更有才华。正像当年比尔·盖茨一样，如果没有艾伦与他一起默契配合开发项目，或许就没有今天的“软件大王”。同时，如果没有盖茨与一起携手，或许也没有人会记住有个与盖茨一起辍学创办微软的人保罗·艾伦。懂得竞争、善于合作——这是哈佛所培养的人才所具有的最基本的能力。

然而只有这些，也是远远不够的：哈佛的精英是专才，同时也是通才。哈佛大学的课程在本科阶段都是“通才教育”课程，课程核心跨越了七个大类，涉及七大领域，包括外国文化、人文艺术、道德伦理、社会分析、人文历史、数理和科学等。哈佛着眼培养的是未来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通才教育”会被慢慢过渡到“专业教育”和“课题研究”阶段的教育。求知的道路是永无止境的，只有具有优秀综合素质能够全面发展的人才是被社会需要的，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更好的适应社会。不管身在何处，只拥有单一的智慧都是不足的。比如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1910年留学哈佛的赵元任不仅精通八国语言，并且还主修了生物、物理、心理学、数学、科学史、音乐等课程。不仅哈佛的毕业生如此，许多哈佛的教授都拥有跨领域的双博士学位，学校的教育体制也为学生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攻读双博士学位提供可能性和机会[11]。这就是哈佛人在求知道路上不知满足的不懈精神，一直影响着许多哈佛学子，使他们成为了兼具智慧与美德的精英。

此外，哈佛非常重视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在日常生活、学习和课外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学术精神、合作精神、领导能力等。事实告诉我们，如果想要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或许掌握一门技能就足以应对，但是如果想得到更大的社会认知，那就需要掌握更多的知识丰富自我。掌握知识的多少固然重要，但是更要兼顾综合能力的培养，不要专注于狭隘的领域。这样，才会体现更大的社会价值。比尔·盖茨作为哈佛最有成就的学生之一，曾在哈佛主修法律，数学成绩曾获过奖，同时也精通地理、天文、历史等各类学科，但最后他成为了软件天才。当谈及成功经验时他说“教育必须是广泛的，虽然热衷于某个领域不失为一件好事。读高中时，有一段时间我很沉迷编写软件，但在大部分时间里，我的兴趣十分广泛。我的父母鼓励我这么做，因此，我非常感激他们！”

除此之外，成功者还有一项需要具备的素质，那就是创新能力。正像汽车巨子艾科卡的一句话：“如果你不是第一，就得想办法创新。”古代人类的创造力造就了人类的文明，放在今天亦是如此，若想让社会进步，那就需要人们用无穷的创造力推动社会的发展。先天的智力仅仅是一方面，更多时候需要人们把天生的智力、后天的知识、以及后天培养出来的能力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新的思维认识客观新世界。哈佛鼓励创造性的思维，不管是怎么样的问题，都不会设立唯一正确的答案。正如苏格拉底所推崇的“精神助产术”：最有效的教育方法不是告诉人们答案，而是像他们提问。这就使学生能够多条路径深入思考，总会有新的发现。不管是新的方法、新的发明、还是新的观点。或许是重新看一本书领悟到新的见解；或许是给一个词新的合理的解释；也或许是一种新的表述方式……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一种新的尝试，这种尝试就是创新。

哈佛重视自身的文化积淀，强调“智慧意味着自知无知”。哈佛的学生中，许多人都具有成功的条件和优势，但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哈佛会时常提醒学生们，要用清醒的头脑看问题，用谦虚的心态对待问题。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哈佛医学院的故事：有一年新生入学，院长照例发表欢迎讲话：在座的都是今天步入医学界的佼佼者，十年二十年后，在座的当中可能有人能治好癌症，有人能治好糖尿病，甚至还有更厉害的，能治好感冒……自从人类有文字以来，医学史上记载下来的疾病种类已逾千种。如今都说科学进步，医学发达，然而只有42种疾病属于我们今天已经真正了解而且能够完全有效地治愈的疾病。因而，我们有着很长的路要走。这种谦虚的态度和努力的精神也体现在学生对知识的汲取之上，笔者在哈佛的岁月中，曾看到哈佛的学生为了在考试和期末评估中胜出，在图书馆夜以继日、奋笔疾书，为了争取更多宝贵时间和安静环境复习功课，学生们常常选择莱蒙特图书馆（Lamont Library）自习，因为这里一周有5天时间面向学生通宵开放。

人们向往哈佛，不仅仅因为它是优秀者的乐园，而更多的在于他们选择了哈佛，就选择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或许哈佛没有想象中的巍峨格局，或许也没有私立学府的贵族气，但是它却带给你一种无法被超越的精神气息，这种精神气息不仅是哈佛一流的学术氛围，更充斥着哈佛的傲气与神采。因为在这里，只有每天与时间赛跑，不断挑战自我、与人协作，才能与未来相约。

哈佛，一直坚守着精神的传承，让一代又一代哈佛人没有成为知识与学术的傀儡，而是慢慢被培养成为拥有理想与抱负，拥有人格与能力的精英之才。使他们成为了美国乃至全世界社会经济、政治、医学、宗教领域的推动者，他们继承了哈佛的精神，勇敢地选择，执着的追求，让哈佛的信念卓立全世界。

第三节      生命力：哈佛精神和精英培养理念

“拥有思考的自由，拥有承受的耐心

前所未有地勇敢生活

当世纪在真理的潮流中滑过时

不要让覆满苔藓的过错绊住你

作光明使者，作爱的旗手”[12]

2011 年的哈佛毕业季，笔者参加了哈佛大学一年一度令人印象深刻的毕业典礼。在春意盎然的哈佛，人山人海，洋溢着哈佛人特有的自信和幸福；校园里处处是来自全球各地参加毕业典礼的学生和家长，他们的肤色和服饰集中体现了哈佛的多元文化。毕业生乐队奏响了舒缓、优美的哈佛大学校歌《公正哈佛》，字字铿锵，坚定有力。每年的毕业典礼上，身着学位服的毕业生们一一接过印有校训“真理”二字的毕业证书，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他们坚定的目光中透露出了对理想的执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对自我的坚信。

哈佛大学的校徽是印有拉丁文“真理”字样的三本打开的书，因为哈佛大学的校训也与此紧密相连：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对于真理的探求和坚守始终是哈佛大学的立校之本，这也是世界各地精英学子心向往之的根本动力。是它启发着哈佛学子对梦想的追逐，用自信与坚强拥抱梦想；是它启发着哈佛学子钟情于探索，坚持真理，做真理的信徒；也是它启发着哈佛学子能勇于冒险，敢于尝试，抓住每一个成功的契机。

哈佛崇尚真理，体现于自由学术之上。寻求真理需要一种勇气，需要一种摆脱学术权威束缚的自由，自由地发表对学术问题的见解，自由的选择想要学习的课程，甚至可以自由选择学习方式，以追寻解决问题的答案。在自由的殿堂里，学生们不断激烈辩论，探究真理，这不仅增强了学生思维的严密性，更加强了他们对于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理解。书籍和授课是经验知识或经典理论的提炼和总结，它凝练了人类的历史发展和智慧成果，并广泛传播着真理。然而，这种知识一旦形成某种理论或者学说，便开始对思维产生一定的约束，这将使得人们认识真理的道路变得更加曲折。“尽信书不如无书”，学生应当懂得相信与反思，通过这种质疑和不相信，从而将其变成可以相信。哈佛大学致力于培养学生善于质疑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寻求真理的过程不仅为了追求答案与结果，而是要享受寻求真理过程中的乐趣，更要培养一种过滤知识、理清思路和创造性思维的学习模式。

哈佛崇尚真理，体现于摒弃权威之上。当柏拉图振聋发聩地揭露了“无知以求索”的人生，他开启了人类探索知识探求真理的大门；当受训于柏拉图、被称赞为“学院的大脑”的爱徒亚里士多德坚定地提出“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时，真理从此摆脱了权威的束缚，维护真理成为了责无旁贷的使命。法国文学家法郎士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最难得的勇气，是思想的勇气”，忠于真理就要有坚信自我的勇气与胆识。这便是哈佛精神，在这里没有权贵与贫贱的界限，没有的等级身份的观念，没有富有与贫穷的差别，只有对知识的渴求、对真理的坚定、对思想的探究，在此面前，人人平等。对于真理的追求是超越时代性的，是人类求知的本能，更是学术自由和学校自主的保障。哈佛大学第19任校长昆西（J·Quincy）指出，“大学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追求真理，而不是去追随任何派别、时代或局部的利益”。哈佛前任校长劳伦斯·萨莫斯（Lawrence·Summers）曾在一次演讲中赞扬哈佛大学摒弃思想权威的精神：在哈佛，一个刚进大学的新生可以对校长说“你错了”，这就是美国教育的独到之处：思想胜于权威(Authority of ideas rather than the idea of authority)。我想萨默斯校长所说的其实就是一种哈佛的精神。我们可以想到哈佛的这样一个典型案例，一位仅有25岁的研究生通过18个月的实验，证明了55岁的教授专攻30年的研究成果是错误的。然而，第一个对这位学生表达祝贺的正是这位哈佛教授。[13]

哈佛崇尚真理，体现于公平公正之上。三百多年来，哈佛已经铸造了一种人格与品质，她注重维护公平公正，打破传统的歧视与偏见，塑造学生的积极价值观和人生观。1848年，在艾佛雷特任哈佛大学校长时，校方决定招收一名后来成为美国橄榄球队教练的非裔美国人威廉姆·列维斯（William Henry Lewis）入学[14]，这引起了一些白人学生的强烈不满，他们到校长办公室抗议并威胁说如果校方招收这位黑人学生，他们将会退学。对此，艾佛雷特校长沉静的回答说：“如果这位黑人学生通过考试，他将会被录取。如果你们退学，那么哈佛的收入将会被用为这个黑人学生的教育费用。” 最终，威廉姆·列维斯幸运地成为了哈佛大学历史上的第一位非洲裔学生，带领哈佛橄榄球队屡获佳绩。1910年，他被任命为美国助理总检察长，成为当时担任职务最高的非裔美国人。

哈佛崇尚真理，体现于坚持原则之上。自由并不意味着放纵，学校在提倡自由的同时也严格制定和遵循各类规章制度，这是哈佛品质的体现，也代表着不为情所动的对原则的坚持和捍卫。学校用当年哈佛先生所赠的400余本书，建立起了一座图书馆——哈佛楼。为防止图书流失，哈佛大学特意在校规中规定借阅者不能将书带到馆外阅读。1764年的一天深夜，一场大火烧毁了哈佛楼，很多珍贵的书籍在大火中消失，这让很多人痛心疾首。[15]幸运的是，其中一本名为《基督教针对魔鬼、俗世与肉欲的战争》的书恰巧在着火前一天被借阅者违反规定带出图书馆，躲过了这场劫难。然而，这场突发的火灾让这名学生进退两难，因为他本准备阅读完后再偷偷归还，第二天得知失火的消息，他意识到自己从图书馆带出的那本书对于哈佛大学的重要性。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他郑重的将书还给了当时的校长亨利·邓斯特，校长先生感谢了这位迄今不知姓名的学生，并对他的勇气和诚实予以褒奖，然后又以违反了“借书不得带出图书馆”的校规，开除了那位学生。[16]

正如哈佛大学现任校长德鲁·福斯特（Drew Faust）在北京大学所作的演讲中所提及的，“100年前，大学校园里是一群与今天几乎完全不同的人，他们所追求的东西与今天大为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对真理的追求……追求真理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照亮人性之美之光”。真理是哈佛最高的规则，因为忠于事实，就等于忠于自我。几百年来，哈佛学子正是在这种生生不息的精神之下不断鞭策和严格要求自己，为实现人生价值而不懈努力着，从而获得精神激励和自我升华。哈佛大学塑造的精英之一、著名的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曾在一次联谊会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学者”的讲演。在演讲中，他强烈抨击了美国社会中灵魂从属于金钱的“拜金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劳动大分工使人异化为物的现象，强调人的价值。这次演讲在当时轰动一时，在民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哈佛赋予他的责任感促使他忠于真理，不畏挑战和压力，勇敢地揭露出社会上存在的不良现象，拷问人们的心灵。

大学是知识的载体，更是真理的载体，追求真理的人们从不会觉得真理的光芒很刺眼，不会在权威之下迷失自我的航向。哈佛强调追求真理是最高的原则，无论是世俗的权贵还是神圣的权威，都不能代替真理，都不能阻止人们对真理的追求。无数学者、学子和管理者为了理想和信念聚集到了哈佛大学，期望在自由的学术国度里实现自身的价值。因此，宽松的学术环境、学校的自主权成为保障自由的基础。哈佛大学同众多的美国名校一样，是一所私立学校，完全独立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权力之外。其资金来源的独立性更是保证了哈佛大学能够独立地按照自身定位和规划进行发展。在哈佛学习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能充分体会到哈佛的独立性对于这个世界思想重镇多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