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问题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逐渐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表现之一是中国人与世界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单就民间的联系而言，中国现在每年有几千万人到外国去旅游或访问，这不包括去中国港、澳、台的数字。而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每年出境的人数只有一万人，也就是说提高了非常惊人的一千倍！外国到中国来的访问者、旅游者有2400万人。不仅我们国家经济力量在世界上有一定影响，政治力量有一定影响，公民个人也逐渐成了世界公民。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条件，就是说我们的国家形象，我们的对外表达，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不只是以政府的角度和政府的面貌出现的，而是以中国国民的面貌出现的。中国人向“世界公民”身份的转变，给我们开展公共外交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
公共外交这个词在国外用的很早，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美国政府就公开说，美国作为世界领袖，在世界各地，我们所表达的不一定都是正面的，有很多对美国政策的不理解和对美国政府形象的歪曲，我们要越过对方的政府，越过对方的媒体，直接和外国公众打交道，最早的就是美国的和平队，是以向各国支援青年志愿者、交流文化和一些可能普及的改善国民生活的技术。还有美国之音，并不对美国国内广播，直接面对世界听众。那么以前中国不用这个词，用民间外交，那么什么人有资格去担负公共外交呢，总的来说是那些有机会与外国人接触的人，特别是有机会与外国人交谈和讨论的人。
那么公共外交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向世界公众表达中国，说明中国的国情，说明中国的政策，回答对中国的问题，包括他们有兴趣的问题和他们不解的问题，甚至于对中国有所攻击的问题。那么这种场合和外交部之间有什么区别呢，相对的比较轻松，相对的比较深刻，并且可以讨论，不仅表达，不仅会说，还会听，还会交流，那么这具有什么基本功，应该内知国情，外知世界，至少你所参与的领域的国情你清楚，假设你是一个工程师，你应该知道你所从事的行业中国的现状，中国的不足，和外国如何交流，人家和你谈到有关的问题，能够表达中国的主题，中国的政策。
那么，在这当中比较难的是什么？第一并不是语言，而是跨文化的问题，语言通了却不能够互相沟通，就是说我们很多的词汇都是进口的，数理化不用说，社会科学的思维也是进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们社会科学中的GDP全是进口的，现在我们是用进口的砖头在搭中国的大厦，而原来进口的砖，本来的设计是搭外国式的楼，现在我们要做中国式的楼，这里面就有一些困难。也就是说使用的语境不同，那么同样一句话，在我们是正面的，在他们那边可能是负面的，典型的我们说无神论者，人家觉得你没有信仰，天堂也不去，地狱也不怕，这怎么了得。
具备国际感染力的话不能极其复杂了，否则传递不出去，一定要简单明了，一个思想，比如说为人民服务，这就好。最近大家回忆六十周年，为什么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很简单，打土豪分田地就全动员起来了。
有资格进行公共外交的人是有思想的人，特别是能有跨文化的交流的人，那么有感染力的思想，这个很不容易，柏拉图说过，领袖最好同时是思想家，黑格尔说这是不可能的，思想家是非常少的，思想家是能感染人类，或者感染数百年历史的人，才是思想家，而领袖是很英明的，能够把思想家的想法变成现实，但他未必是思想家。所以说有感染力的思想，就看我们欧美同学会有没有这样的伟大人物能够提出来，这很不容易。
那现在我们能够感染外国的，我们不敢自己说，但是我们可以说中国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的现实是引起外国人的高度注意和争论，其中有的人，部分的被感染了，但有的人是很有警惕的负感染，他抵触你。现在建国六十年了，全世界的政治家在说中国模式，说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模式？我对外国人是这么回答的，中国模式这个词不是中国人提的，如果是指三十年来或六十年来，特别是三十年来我们改革开放的理念、思想、实践、实践的结果，把它概括起来，应当更准确的说是中国案例。你愿意说是中国模式，那也可以这样说，但是这个模式是现在进行时，还没有完呢。
跟着现在报纸和杂志上又出了文章，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说三者之争，北京共识没有征求过北京意见，不是北京提出来的，这是2004年雷末提出来的，当然他的态度是积极的，他认为中国的模式可以认为是北京共识，也就是说大家认为北京做的是对的，这里包括中国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的主权，并且是高度的集权的、高效率的一种操作，这就是北京共识。 最近福山讲历史的终结，他说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了，到头了，表现在自由主义的民主和自由的市场经济，这就是福山的基本观点，最近他跟日本人说，看来历史的终结还得留一席之地给中国，因为中国的发展似乎对于我的历史的终结是一个冲击。
那么华盛顿共识呢是89年的，也叫新自由主义，后华盛顿共识是2001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批判华盛顿共识的，现在变成了这三大共识之争，我们不参加这个争论，愿意介绍我们的成功和不足之处，但是我们绝没有推广我们的意思。中国自己一向认为中国自己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政策。对于外国，当然是外国的国情决定他们的政策，所以从这个道理看，中国也没有推广自己的经验的意思。
在当前的国际舆论中，我们发现中国的话语权太弱。流行在世界的舆论，中国的媒体贡献较少。除了我们媒体的力量还较弱外，中国语言的特殊性，如不能准确地译成外国人容易理解的表达，就得不到传播得效果。具有国际感染力的思想是靠我们中国人自己去创造的，现在在国际上流行的这些名词，这些理念，就是今天的，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也很少，软实力、硬实力，文化的冲突有没有，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自己就提不出来一条两条？我们就这么贫乏，未必，我想这种伟大思想就蕴藏在我们大家当中！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