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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


哥本哈根的渲嚣已经尘埃落定十天,一纸对谁都没有约束力的所谓“确保全球平均温度的升幅不超过2摄氏度”的协议算什么?有网友看到我在18日最后峰会前的17日发表的《一个中国公民对气候大会的最后期待》,写下了一则新天方夜谭:
 
大船正走向舟沉人亡的方向,船上有人选出三个代表共商对策。但结果大家不是商量先去修船再算账,而是一定要算清楚每个人的账和责任再去修船。A代表认为,船坏了,B的责任最大,应该他修。B认为,我修船技术不过关,让我去修不是强人所能吗?C有技术又有钱,让C去修吧。C代表认为,B惹的祸,A也要承担船沉的危险,我凭什么为他们买单?我最多修三分之一。船上的人一片嚷嚷:要把这个帐在船沉前算清楚,希望那个时候来得及修。最后,大家都宁愿船沉,也不愿意多出点力,任凭大船徐徐下沉。
 
本来,我对地球人公元纪年2009年12月联合国气候大会,寄以很高的期待,早在预备会议前的一个半月,我就发表了一篇《假如中国主席胡锦涛在哥本哈根谈世界共生》,我希望“哥本哈根峰会结出新的世界伦理成果。不管各国政府领导人和谈判专家如何博弈,但至少在价值观上达成一种富有时代特质的共识:人类行将进入一个共济、共栖而共生的全新时代!”
 
当我意识到哥本哈根的博弈不可避免,我于会议开幕第二天一早又发表了一篇《拯救地球, 亟待克服我们被宠坏的惰性和奢侈攀比的蒙昧》,那时,我依然相信“不管会议在具体目标上是否达成预期效果,但有一点,是可以期待的,这就是,人类从此树立一种具有实质进展的精神范式和处世哲学,让世界各地的政界人士乃至数十亿人相信,共同抗拒全球变暖是一项值得投注心力、物力、财力的事业。”
 
然而,当我感到“哥本哈根会议被误导到所谓‘双轨制’、‘单轨制’的各主权国家利益博弈的死胡同”,我对这次有史以来人类各方酝酿最充分、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旨在全球行动、国际协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国环境会议,再也不抱任何希望。我不能不说,那座有着“海的女儿”追求人的灵魂的城市,那座有着在当代科学史上至今传为美谈的“哥本哈根合作精神”的城市,这次真的蒙羞了!
 
人类最大的可笑之处,就是出了问题找个替罪羊,然后口诛笔罚,最后声称这个替罪羊应当承担承受的义务、责任、惩罚等等,似乎这样一来问题就不存在了,就万事大吉了。面对气候变暖温室效应,人类习惯性地终于找到了二氧化碳这个替罪羊和几个“养羊大户”,可是,人类自己终是改变不了“吃羊肉”的惯习,而各自为了“养羊权”(排碳权)而争吵不休。就象人类找到了焦油和尼古丁是导致癌症的祸根,却依旧乐滋滋地做着瘾君子。
 
果如此,人类注定要进入一个“后哥本哈根时代”:博弈啊博弈,不在博弈中同归于尽,就在博弈中空手绝望。我实在是无语了,可有朋友来信,要我把“如果人类改变一下思维方式,把气候政治纳入生态政治的框架,也许立马海阔天空。”这个观点再阐述一遍。好吧,我就再学一次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和东方智慧中“尽人事,听天命”的精神,修改完善一下这篇文章。
 
说来有趣,昨天晚上我竟做了一晚上的梦,也不知在什么所在,我一个晚上都在劝说G20领导人,为了自己和南北纬20度以内气候变暖受害国的人的现实未来,为了人的身心灵健康,做些比博弈多一点儿的事,把气候政治纳入生态政治的框架,把现行GDP价值参量评级标准,纳入GDE新价值参量评级体系,以改变人类自身生产、生活、生态状况,给地球家园自行修复和自然循环以机会。

院长致辞

广州作为中国南方的核心城市,继北京、上海之后的第三大城市、拥有华侨最多的特大城市,在引进海内外人才、实施国际化人才战略、实现自主创新等方面近年来实施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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