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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三十年“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海风窗》专访王辉耀——
未来30年：促进“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GLOBAL OUTLOOK：我们刚刚举办了“海风窗论坛”，这一期主题是“邓小平时代与未来三十年”，所以今天也请您回顾一下邓小平在留学和人才方面的改革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对我们未来三十年有什么启示或者影响？
    王辉耀：从个人经验来说，邓小平的“恢复高考”政策和“出国留学”政策我都赶上了，对我影响还是挺大的，现在我们在人才方面仍需要释放这种改革红利。我觉得邓小平在人才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他首先抓住了人，包括他说要从娃娃抓起，包括在文革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他开始抓知识分子工作。他反对工农兵大学生、要恢复正规教育等等，原来知识分子都在“臭老九”的位置上，他后来说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就是他观念非常新的地方。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他在当时“两个凡是”的情况下还能推翻工农兵上大学这个毛泽东定下来的东西，恢复高考。这是对中国释放的一个最大的人才红利。
    后来，他又开放了留学，这个气魄在当时是很宏伟的、很有前瞻性的。他恢复高考是解决国内的人才问题，派遣留学生是向国际看齐，这对未来三十年的影响无法估量。比如说，现在中国科学院、工程院的院士，多数都是海归，这都是他当时派出去的，这说明留学政策的红利有多大。这种开放留学的政策，还会持续对未来三十年产生影响，至今仍在持续发酵，在不断深入。我觉得这不仅是一项政治上的政策，它改变了一代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今天的新经济、互联网、传媒、三里屯、新天地，甚至文化艺术领域……所有的这些变化都跟一代人的放眼看世界有很大关系。
    之所以邓小平有这样的胸怀，跟他在法国生活的五年是分不开的，这个影响对他来说是非常深远的，他这么多年经历了文革，经历了反右，都没有受到改变，说明留学经历对他的影响是持久的，是深刻的。反过来这种影响通过他，又影响了这个国家。从中可以看出来，一个国家领导人如果非常国际化、有全球视野的话，是多么重要。在邓小平之前，我们国家还是那么封闭，一穷二白，邓小平个人的眼界与见识，对当时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关键。
 

    GLOBAL OUTLOOK：您做了很多留学政策、人才政策方面的研究，那么对于未来三十年，中国人才整体的发展，您会有哪些预见？

    王辉耀：我们确实这些年做了很多留学和人才方面的研究。我们认为中国未来人才的国际化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我们现在已经有各种专业人才了，但是真正的国际化人才还是非常少，国际化人才与总体人才的比例还非常低。就算现在全国每年毕业大学生七百万，出国人口也就几十万，在我们国家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内，比例还很低。现在中国的企业走不出国门，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缺乏国际化人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做的研究课题，包括我与中组部合作，做了很多国际人才方面的课题，像绿卡、人才签证、创业知识启动计划等，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GLOBAL OUTLOOK：我们都知道，中国特别需要吸引国际化的人才，但是中国在签证和绿卡方面的政策可能是一个瓶颈。那么通过你们的理论研究，如何影响政府的政策，目前有切实可行的影响政策的渠道么？

    王辉耀：我们的研究中心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渠道，已经推动了很多政策的实现。包括“千人计划”就是我们通过中组部来推动的；完善吸引国际人才的政策，我们是通过人社部来推动；我们还通过统战部推动过海归创业的一些计划，通过人大来推动国际人才签证，使之更便捷。和政府沟通的渠道是很多的，关键是你得有好的研究做支撑，不能只是随便地说一下。在政府机构面前，你能让他觉得你这个政策是有道理的，要大量的数据和细致的研究支撑，不能只是泛泛地提意见，我们必须抓住核心的东西来推动，这是比较重要的。
 

    GLOBAL OUTLOOK：我们从新闻里读到的中国人才政策都比较碎片化，那么对于未来二三十年，你们有没有对人才政策推动的什么总体愿景？

    王辉耀：我们有啊，这就是2010年的时候，我参与编写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纲要》，里面提出从2010-2020年，这十年里国家人才发展的具体规划。比如说我们要把广义的人才，从一亿一千万发展到一亿八千万；比如说，劳动人口中的大学生占比要达到多少；包括500强企业CEO，要培养100人以上的水平；国际化的人才，央企要招四万人等等，很多这类的具体目标。
    我对这个目标的看法是这样：如果说过去三十年我们是靠人口红利来发展，未来三十年要靠人才红利。我们过去三十年主要是释放低端劳动力的活力，现在这个已经快走到尽头了，像劳力短缺、劳动力成本上涨等问题都已经出现，但是我们的高端人才的红利还没有体现出来。再加上我们现在也在提我们要减少出口依赖，要刺激内需，拉动消费，那么靠农民工一两千的劳动收入是没法拉动消费的，我们又要提高服务业占GDP的比例，现在我们的服务业占比是43%，香港是95%，印度是55%，欧美是80%，所以高端的就业要从这些服务业、高科技行业产生，我们的经济才能走向持续繁荣。如果要改变我们的出口导向，靠内需拉动经济，要把国内的消费提高起来，消费要靠高就业，高收入的白领们创造、提升起来，实际上就是要发展人才经济。这就是未来三十年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依靠人才来拉动经济的提升，而不是投资拉动，不是靠4万亿、高铁项目、固定资产投资等方式来刺激经济，这些会产生大量的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不是长久之计。
    总结起来，这就是我经常讲的：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从投资拉动到人才拉动，从招商引资到招才引智，从重硬件到重软件，从重科技教育到并重人文管理，从粗放型发展到兼顾环境的全面发展。
 

    GLOBAL OUTLOOK：可是中国经济向人才经济转型的动力在哪里？我们都知道中国经济在增长，但是经济转型似乎遇到一定的瓶颈，连制造业都有向周边东南亚转移的趋势。最近有个新闻说，有在北京的外国人要求外企给他们提供“危险津贴”，很多因素都会成为吸引国际化人才的障碍，包括生活环境的恶化？

    王辉耀：我觉得现在中国也不是没有人才，就是为什么人家都往美国跑？现在人才流失很严重，我觉得最重要的创造人才红利的方式，要靠创造制度红利，要靠更加开放的政策。包括体制内体制外的界限要打破，在中国如果要进政府，这就是一个封闭的体制，当然偶尔也面向社会招聘，但毕竟是少数。还有，就是我们的这几十年的教育，基本还是计划经济的模式，这方面如果不改变的话，我们的人才还是会短缺，优秀人才也不会回来；我们的人才就没有创新，也没有创意，没有这种更开放的思维，“创新国家”的建设是很难实现的。
    在教育改革这方面，我们也应该回到邓小平时代的处方，教育改革跟当年国企的改革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情况。1978年时，邓小平要改革开放，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民企，只有国企，国企也都是要死不活的，那时候他就决定办几个经济特区，吸引外资，搞三资企业，让外资嫁接到国企上来，带动新的竞争机制，带来新的活力，这样一下子就搞活了后面的三十年。不仅国企、外企，民营企业也发展起来了。如果说经济领域里搞合作可以成功，为什么教育领域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呢？在中国，MBA的教育就最早开始国际合作，典型的例子是中欧工商管理学院，现在成了中国最好的商学院。这样的一些学校应该更多地建立，甚至允许他们全资来办大学，办出几个样品来给中国的大学看看，培养一些学生给中国看看。把这种竞争机制带进来，在比较中才会产生改变的压力。
    现在，你也不能说中国的大学没有遇到竞争，中国现在每年出去四十多万留学生，你不让外国大学在中国办学，学生一样可以出国去读书，这是挡不住的国际人才竞争。我们的教育再不改革的话，我们的人才流失还会更严重，而且这不仅仅是人才流失问题，还涉及到未来三十年人才支撑问题、创新问题、变革问题、国家后继乏力的问题等等，这是一系列的问题。如果教育的问题解决不好，门户不开放，体制卡得太严，很多海外人才也回不来，因为他们没法回到国内的大学来工作。
    再一点就是基础教育也需要变革，开办更多国际学校、合作班等等，否则留学人员的子女教育也很难解决，他们为了孩子的教育也不会回来。另外，我们吸引外国留学生的政策也不够，中国大学这么多，很多大学已经没有生源了，应该尽快地去吸收国际生源，而且国际生源的吸引还会带来大量的海归回流，因为有英文教学，比如办三千个大学、办三千个海归学院，吸引海归回来教学，吸引三百万的留学生回来，是完全可能的，这方面我觉得还有很大的改革潜力。
    我们讲中国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但是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地方，国际常住人口占到的比例不到0.5%，这个比例极低，香港都要接近10%，纽约、巴黎、伦敦都接近20%，还有很多到30%。如果中国的大都市国际人口只有这0.5%的比例，你哪来的创新？创新需要国际化的交流，需要国际上的资金流、人才流、创意流，如果没有这些创新就无从谈起。现在中国有在校大学生三千万，读学位的留学生不到12万，也就是说我们的大学招收留学生的比例连0.4%都不到，香港所有大学的留学生比例都是10%，美国也是10%左右，哈佛大学是20%，仅看这个比例，我们就有多大的增长空间？所以，不仅我们今天的产品要面向世界，我们的人才观也要面向世界，把国际化的人才吸引到中国来，把他们留在中国，对推动中国下一步的产业、经济和社会的升级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现在面临人口老化、劳动力不足等各种挑战，吸引国际化的年轻人才，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GLOBAL OUTLOOK：那么，您觉得在推动这些研究转化为政策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哪些因素，观念上的、利益上的，还是什么？

    王辉耀：因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基本的利益格局已经形成了，确实有部门的利益格局的阻碍。像在邓小平时代，他能推动中外合作，包括一国两制，包括开放留学生政策，他都是在推动一个全新的政策，大家都没有试过，也没什么阻力，但是现在大家都各有一摊，都有了自己的运行模式，你要再去打破这个现有的模式就非常困难。
    还有是观念上的、文化上的障碍。比如说现在的国际化的人才，你怎么样使用到一些关键性的岗位上，能够让他们人尽其才。在邓小平时代，他的思路拯救了整个中国，成就了后面三十年的发展，是因为有文革在前，有在危机的情况下改革开放的迫切性；但是，现在从这个系统里成长起来的人，很多人没有当年邓小平的那种思路，意识不到改变的紧迫性，他觉得目前这样挺好，也没有改变的必要，他感受不到外来的冲力，也就没有内在的压力，现在安于现状的人是很多的。所以我觉得需要一批新的有思想，有想法的人来改革，从这个角度来说，海归的重要性也是有所体现。
    今年正好是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周年，从整个历史的角度看，我觉得当代的海归们也应该肩负起这种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来。所以，从总体上看，这种阻力有来自观念上的，体制与机制上的，既得利益等各方面，所以打破这种局面就必须要借助国际力量，要借助对外开放来解决，比如教育要借助对外开放办学来带动改革。就像李克强总理所说的，还要继续释放改革的红利和开放的红利。我们的改革停滞与开放停滞有一定的关系。当年很多人都怕加入WTO对中国经济产生严重冲击，但其实我们已经加入WTO十一年了，这期间中国的GDP翻了5倍，国际贸易翻了6倍，对外投资翻了70倍，WTO消除了一些贸易的壁垒，带来的红利是巨大的。
 

    GLOBAL OUTLOOK：其实有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想法：一方面觉得开放会带来很多好处，一方面又觉得如果没有适度的保护，国内的产业可能会受到过度冲击而垮掉，怎么去把握这样的问题呢？

    王辉耀：这个不一定是现实。我们拿电影来做例子，好莱坞大片进来了，国产片都打不过他们，刚开始可能会这样，但是从去年以来像《泰囧》、今年的《致青春》都超过很多好莱坞片子在国内的票房了，这就是外国的进来反而打破了原有格局的平衡，带来了新生力量的崛起，只是这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很多方面都迟早会这样，关键是你舍不舍得改。比如教育的开放，尤其在管理教育方面是做得最早，竞争最充分的。有了中欧、后来又有了光华、清华、还有了长江，这个领域的竞争就是充分的，教育质量也就更好，国外的、国内的、民办的都挺好。那为什么不可以推广到大学这个范围呢？所以，我并不觉得国外的一进来，国内的就会都趴下了或者怎么样，引入竞争，这往往有利于整个生态变得更良性和健康。
 

    GLOBAL OUTLOOK：您如何看待中国现有的一些人才政策变化，是在渐渐走向良性的轨道么？2005委员会在其中能起到什么作用？

    王辉耀：我觉得现在的政策当然要比原来好啊，比如说我们前些年推动出台了“千人计划”，吸引了好几千人回来。从中央层面，回来了三千多人，地方吸引回来了三万多高端的人才。这其实是很大的推动啊。另外，最近我们中心也跟政府合作，要成立一个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这是国家扶持的一个社团，用来把各方面人才组织起来，来推动新人才政策的制定。
    我觉得现阶段2005委员会应该在人才政策上有更大的推动，比如我觉得2005委员会也应该支持做一些研究，比如我们可能开办了各种活动，请外面的人来讲，但是如果有研究报告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可能对社会、对政府的影响就不一样了。像国外的一些社团和基金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是要非常注重研究的。我们做公益，改善一个地方是可以的，比如我们修一个希望小学，修十所希望小学……但是假如我们靠研究教育，改变了一项教育的政策，可能会建立起千千万万的希望小学，这个政策的推动力才是最大的。所以，我觉得2005委员会应该支持做一些政策研究，尤其是对人才和留学生、海归政策的研究，对2005的品牌会是一个巨大的提升。我觉得在做研究这方面是2005比较弱的方面，我们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这些年做了一些工作，已经有很好的基础，我们还可以再深入的合作一些事情，会达到更好的效果。
 

（来源：《海风窗第36期》，201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