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之第二节：
开拓视野，克服自身盲点
乾隆和马戛尔尼
1792年，英国的马戛尔尼率领由科学家、作家、医官等90人组成的使团，拜见乾隆。在这次见面之中，满清统治者视野中的盲点毕现无疑。
英国人带来了最新的发明：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还有当时英国最大的“君主号”战舰模型。英国人都以为满清贵族会感到惊奇。但乾隆却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这些不过是无用的奇技淫巧罢了。马戛尔尼还赠送过榴弹炮等火药武器，但是当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英国人发现，几十年前赠送给清政府的大炮与炮弹都完好无损地摆放在那里――它们从未被使用过。
双方的争议当然还包括“地球是圆的”这个话题，虽然英国人都发现了清朝行宫中保存有明朝遗留下来的地球仪和《坤舆万国全图》（传教士利玛窦所赠，明朝曾全国公开出版，上面标有英国的位置）。但乾隆依然不知道英国在哪里，一个叫杨光先的大臣还散发文章说：“若四大部州，万国之山河大地，是一个大圆球……竟不思在下之国土人之倒悬……有识者以理推之，不觉喷饭满案矣！”
马戛尔尼归国后，曾得出如此结论：“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因此，清帝国“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
。
事实上，正如马戛尔尼所说，清政府并不缺乏雄心，但关键在于他们“目光如豆”，视野中有一顶“内置的帽子”——自我的盲点。所以，盲点也决定了统治者不可能拥有开拓型的国际视野，也不可能有开放的国策。因此，就算见到了先进的地球仪、战舰、火炮，他们也一样无动于衷。
对于任何一个人的视野来说，自我的盲点总是非常致命。
埃里森在耶鲁大学的演讲
甲骨文的联合创始人兼CEO拉里•埃里森2000年在耶鲁大学做演讲时，曾创造一个新名词：“内置的帽子”，在网络上也流行一时。
他在演讲当中说：“我猜想你们中间很多人，也许是绝大多数人，正在琢磨，‘能做什么？我究竟有没有前途？’当然没有。太晚了，你们已经吸收了太多东西，以为自己懂得太多。你们再也不是19岁了！你们有了‘内置的帽子’！我指的可不是你们脑袋上的学位帽。”
一个人在视野上的自我盲点，通常源于各方面的自我误区。一是被先天的客观环境主导所造成的盲点，譬如传统文明、体制文化、出生环境、生活地域等所造成的视野盲点。
先天盲点首当其冲的是文明，其次是文化传统，再次是体制。塞缪尔·亨廷顿所著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便把文明冲突当作观察世界风云的重要视角。也正如亨廷顿此书中所指出，冲突并非都是因为物质利益缘起，“文明”（或称“文化个性”）的不同也可以引起冲突。
文明和传统文化的盲点或误区，则必须依靠文化观念的正本清源来解决。有时候，它与知识多少、品德好坏、个人好恶无关，只与文化观念有关。譬如大家都说的民族性，法国人的浪漫和德国人的严谨，这就是先天文化传统的影响。对于那些文化习惯封闭的人来说，明知道创新有益，依然觉得很难接受。相反，对于崇尚冒险和创造文化的民族来说，就算个人因循守旧依旧能够取得成功，他们也依然觉得没有成就感。
著名主持人杨澜离开央视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班上有很多同学就来自国际家庭，譬如爷爷是西班牙人，奶奶是匈牙利人，爸爸从阿根廷来，妈妈在纽约上班，这种独特的经历让杨澜意识到自己文化传统所带来的先天盲点：“我发现世界上原本有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思维方法，同样的事物有来自于不同角度的各式各样的看法。从此，我不再那么自以为是，不再以为自己以前一贯接受的观点肯定是正确的了。”
相对于文明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来说，体制所造成的盲点“来得快去得也快”，不会根深蒂固。这类客观体制所造成的盲点例子也有很多。譬如“文革”时期整个中国的大多数人都怕自己有个“富爸爸”，而仅仅10年之后，大多数中国人又都恨自己没有一个“富爸爸”。
“难以理解”的盲点
上海创开无框阳台窗公司的董事长应钢星从芬兰留学归来，就曾遇到过一些体制上的“盲点”问题：“我们认为很简单、应该很好理解的事，有时在别人眼里恰巧不简单，很不让人理解。尤其是你的项目业务是全新的，我们国家原来不曾有过，管理部门没有碰到过或涉及过，目录上对不上口，就会困难重重。”
“我们注册一家公司，专门在工厂里用生产线来生产一种生态别墅或木结构住宅，我把这家公司取名为某某生态别墅制造公司。问题就来了，遇到的问题是工商局不让注册，注册人员说，如果是别墅制造公司，性质如同房地产开发公司，需要相关的房地产资质要求。我们努力向他解释说：我们不是房地产公司，我们不买土地，不开发房产，我们只是产品制造商，把房子作为一种产品，在工厂流水线上制作，制造完成时卖出去……”
“注册人员还是不理解。我一个朋友在工商局工作，于是我只好先去向朋友说明透彻。我首先申明：这不是来走后门，我们公司从事的行业是在欧美普及程度已经很高的工厂化制造行业，你甚至可以理解成这种产品就像制造简易帐篷和蒙古包一样……幸亏最后我的朋友理解了，通过朋友的努力，注册人员也理解了，注册才终于过关。”
无论是文明、文化还是体制，先天的盲点当然可以后天解决，譬如我们可以通过出远门学习、工作、旅游的方式，来修补我们在单一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主导下所造成的价值观、文化、思维上的盲点。
当然，我们还可以用在本国接触国际人、看世界各国的新闻、熟悉国际文化、接触国际社会和事务等各种方式来弥补先天盲点。重要的是你首先要自己心态“开放”，然后才能打破盲点，进而人生开放。否则，先天的东西还是会主导后天的行为和思维，“兼听则明”只能是一句空话。
第二种盲点则是主观因素所造成的盲点，如思维方法、个性品格、知识技能、自身利益等。“先天”的盲点，我们还可以找点借口，说这是“非战之罪”，这是“时代的局限”，这是“体制的原因”。主观的“盲点”则完全是个人原因。
“两众合并”：摆脱自身利益带来的视野盲点
2003年，同一行业同在上海的聚众传媒和分众传媒分别获得了首轮50万美元融资，随后双方扩大战线，开始了短兵相接。分众此后获得了软银中国、鼎晖创投等众多投资机构的入股，而聚众的主要投资方是凯雷。双方投资者中如鼎晖创投的创始人吴尚志和凯雷董事总经理何欣，都是此次接受过我们采访的开放型成功者。
这场“战争”进行到2005年，双方都陷入到“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恶耗当中，而渔翁则已经出现。此前不久，世界第二大户外广告集团法国德高贝登以1亿美元收购了两家香港上市公司媒体伯乐和媒体世纪，从而几乎垄断了上海的地铁和公交车广告。但基于自身利益带来的视野盲点，使双方都没有选择放弃较量。2005年7月，分众传媒抢先在纳斯达克上市，聚众传媒也不甘弱，在获得凯雷第三轮融资（此前已向凯雷融资达2000万美元）后，虞锋高调宣布在半年内上市。
聚众的上市走到“就差最后申请这一步”的时候，8月，美国高盛的一位朋友来找何欣提关于聚众和分众合并的话题。2年前，分众首轮投资方软银中国曾提议聚众和分众的合并，不过，虞锋拒绝了。高盛是承销分众上市的投行，这时话题重提，却得到了聚众上市主承销商摩根斯坦利和凯雷的同意，原因很简单：合并能减少彼此的竞争消耗，发挥整合优势，得到资本市场的追捧。
何欣后来在接受我主编的《财富裂变》相关采访时回忆说：“晚上半夜1点了，虞锋给我打电话，讨论此事。听得出来，他有些犹豫，是啊！这是很大的事。上市与合并，其实各有利弊，一方面上市也是指日可待，一方面合并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关键是看虞锋个人的利益得失和企业的未来如何平衡和取舍。”
最终，虞锋接受了这个必须摆脱他自身利益和感受限制的建议，同意了这次合并。2006年1月9日，聚众和分众达成合并协议，几乎控制了这个行业的全部市场，“合并后，分众股价由30元涨到70元，充分获得了市场认同，可谓皆大欢喜。”
一般而言，个人主观因素主导的盲点，主要集中在个性、认识、知识和技能，以及自身利益带来的局限上。关于如何开拓自己的视野，超越自身因素主导所形成的盲点。我将其概括为：
——有兼容心，打破个性限制；
——读万卷书，打破时间限制；
——行万里路，打破空间限制；
——上万维网，打破信息限制；
——交八方友，打破圈子限制；
——做多元事，打破专业限制。
